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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融合:法律碩士教育改革的新思路

2016年05月10日    閱讀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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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忠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摘要:認為開展法商融合教育既是市場經濟的要求,也是實施法治國家戰略的重要內容,而且還有助于解決法科畢業生就業難問題。指出與國外相比,我國的法商融合教育起步較晚,缺乏頂層設計,流于形式,“兩張皮”問題突出。提出應當通過全面開展實踐性教學、引入雙導師制、發展法律e化教育等方式來積極推進以法律碩士為載體的法商融合教育,面向企業需求,提升和豐富法律碩士教育的內涵。

  我國法學教育同質化與社會需求多元化之間一直存在著突出的矛盾。1996年開始的法律碩士教育曾被寄希望能消除這一矛盾,然而,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法律碩士教育不僅沒有完成其歷史使命,反有聲譽江河日下之虞。甚至還有人提出法律碩士教育如果再不進行改革完善,那么最終就會毀掉的警告[1]。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面向社會需求,重新思考法律碩士教育改革的思路。

  一、為什么要倡導法商融合?

  21世紀是法商結合的時代。在我們身處的這個商業競爭激烈的社會里,任何商業行為都離不開法律的應用和規范,而法律也寸步不離地在影響著商業行為[2]。當代社會法商關系的不斷深化,勢必要求法商融合教育的開展。事實上,開展法商融合教育不僅是因應社會的需要,而且還具有以下重要意義。

  1.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呼喚法商融合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就是通過自由、等價交換來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倘若沒有法治的保障,市場主體的財產就無法得到保障,市場交易的秩序和安全也無法形成。近年來,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所面臨的法律紛爭不斷涌現,如“中航油事件”、“電商大戰”、“王老吉商標權之爭”等,其實都反映了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密切的法商關系??梢?,市場交易高效、有序運行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法治,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持續健康穩定地發展。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市場經濟對法治的需求只會越發強烈,而法治化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法商融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有論者認為法商融合其實是揭示并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屬性的客觀要求[3]。

  2.法商融合是全面實施法治國家戰略的重要內容

  法商融合不僅是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同時也是全面實施法治國家戰略的重要內容。企業不僅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同時也是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主體,依法治企是依法治國的微觀基礎。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要“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其中,“行業依法治理”就包含了企業法治問題??梢?,企業法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法商融合的理念要求企業自覺樹立依法治企理念,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搞好企業的經營管理,引導市場主體在追逐經濟利益的同時知法守法,培育以法治文化為基石的企業文化,將企業發展納入法治軌道,從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的實施。

  3.法商融合教育有助于化解法科畢業生的就業難問題

  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法學教育大國。目前,全國開設法律專業的大學已逾600所,開展各種形式法學教育的單位總計有 900多個。隨之而來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我國法科畢業生的就業率一直偏低。導致法科畢業生就業難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近年來公檢法機關單位對于法科人才的需求并無明顯增加,甚至還出現了下降。因此,如果我們仍然繼續將法學教育定位于培養法官、檢察官等法律共同體成員,局限于傳統的就業面向,那么法科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必然會不斷激化。但如果我們超越既有的視野,面向更為廣闊的社會,尤其是企業,那就會發現法科畢業生的就業渠道其實是非常廣泛的。有調查顯示,如果80%的中小企業也聘用法務人員的話,那么就至少可以再容納20萬人就業[4]??梢?,當前我們面臨的法科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其實是一種結構性的供需矛盾:一方面現代企業急需大量的高級法律實務人才,另一方面我們所培養的法科畢業生卻因無法適應現代企業的要求而無法就業。“法學教育只有依托法律職業,才有生存的正當性。”[5]但是,法律職業絕不僅僅限于法官、檢察官,更應當包括直接服務于企業的法務人員。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依法治國戰略的全面實施,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需求結構發生了改變,為企業經營創設交易形態、控制法律風險提供服務的項目型人才,開始成為當今社會對法律人才需求的新增長點[6]。與公檢法等傳統用人單位的需求不同,現代企業需要的是能在日常經營活動中發現隱含的法律風險,預防糾紛發生、高效化解矛盾的法律職業人才。因此為扭轉當前法學教育僅面向“公檢法”的單向思維模式,樹立面向現代企業需求的觀念,就應當大力開展法商融合教育。

  事實上,法商融合教育已經成為國外法學教育發展的新趨勢。近年來,國外很多知名法學院開始不斷加強對商業、金融方面法律問題的教學與研究,甚至還專門開設了法商融合的課程和學位。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設立了法律與商業學習項目(Law and Business Program of Study);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知名大學的法學院和商學院還聯合設有三年和四年制的法學與工商管理聯合項目(MBA-JD)。在英國,華威大學、愛丁堡大學、伯明翰大學、班戈大學等大學設立了法律與商業(Business and Law)本科學位;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還開設了企業法(Masters Degree in Corporate Law)、法律與金融(MSc in Law and Finance)碩士項目。2003年開始,德國高校法律院系開展的教學改革也突破了原來只重視法官素質養成的模式,而特別重視“全方位工作能力”的培養,并強化法科學生談判管理、會談、辯論、調解糾紛、和解、聽證理論、交往能力和團隊合作能力等關鍵性技能的訓練[7]。德國錫根大學甚至還專門設置了法商結合專業[8]??梢?,發展法商融合教育已經成為當前國外法學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趨勢。

  二、為何要以法律碩士為載體推進法商融合教育?

  與國外法商融合教育的發展趨勢相比,我國的法學教育一直都是面向司法系統的,面向企業的法商融合教育起步較晚。1996年,中國政法大學成立商學院,并提出了“法商結合”的教育理念。2007年,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設立了法商方向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2010年,上海交通大學試辦的法學本科背景的全日制法律碩士特班(三三制)開始運行,主要開展面向司法和涉外法務方向的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2014年,西南政法大學以特設方式創辦了“勞動關系”專業并面向全國招生,該專業的培養目標為:滿足現代工商企業在勞動關系管理方面的人才需求,并依托西南政法大學在法學教育方面所具有的優勢,強調法商融合特色,力圖使該專業成為承載西南政法大學“法商融合”辦學特色的一個典范。

  不難發現,我國當前開展的法商融合教育試點缺乏整體性的指導,主要是在個別法學院中進行,尚未得到教育界的充分重視,其實質性的培養方案、課程設置亦未成型,法商融合教育甚至普遍流于形式,“兩張皮”現象非常嚴重。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我國當前的法商融合教育基本上是法學課程與商學課程的簡單疊加,根本就沒有形成真正的融合。

  法商融合教育中出現的“兩張皮”現象是我國當前的教育體制決定的。我們發現,目前開展的法商融合教育中的相關的課程安排仍然是由法學院或商學院單方面主導的,缺乏頂層的制度安排和整體的發展思路。比如上海交通大學試辦的法學本科背景的全日制法律碩士特班就是由法學院主導的,對商學課程的安排并不多。而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甘肅政法學院等政法院校試點的法商融合教育則主要是商學院所承擔,對法學課程的關注不夠。在此背景下,很多學生仍然是通過選修和輔修二學位方式來了解法律知識,這顯然無法真正實現法商的有機融合。因此,要真正推行法商融合教育,需要在體制上進行頂層設計。

  首先,法商融合教育應當定位于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教育。我們知道,社會對法律教育的需要存在層次性,某一層次的法律教育不能替代其他層次法律教育的任務,不同層次的法律教育任務應該由不同的機構來承擔[9]。合格的法商融合型人才,需要有法學與商學的復合知識與技能。而這樣的訓練顯然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本科生雖然可以適當選修或輔修一些其他專業課程,但由于時間、條件的限制,真正的法商融合在大學本科階段是難以實現的。事實上,英美國家法學職業教育也都是采取本科后模式進行的。我們發現,法律碩士的培養目標就要求學生不僅要擁有法律職業人的典型思維方式和基本技能,而且要擁有一類或一類以上其他職業人群所具有的基本思維方式和技能,并且還要能將這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思維方式和技能有機地結合起來從事法律實踐活動。法律碩士教育的定位顯然與法商融合教育的思路極為契合。因此,無論是從培養時間的銜接,還是培養目標的契合角度來看,法商融合教育都應當被定為于法律碩士教育。而目前在法學院或商學院的本科生教育中實施法商融合教育其實是違背教育發展規律的,也注定是很難成功的。

  當然,由于自2009年開始我國法律碩士教育出現了法學法律碩士生和非法學法律碩士生之分,所以在開展法商融合教育的試點時應當進行差別化的課程設置。具體而言,對于具有商科背景的非法學法律碩士生而言,應當著重強化訴訟和非訴法律知識與技能的訓練;而對于法學法律碩士生而言,除了開展法律技能的訓練以外,還應當重點強化商科知識與技能的傳授和實踐。

  其次,法商融合教育重在融合,因此要強化法學院與商學院的溝通與協調。雖然不同的學??梢砸罁髯缘膬瀯?,形成法商融合教育的特色,但無論是財經類院校,還是政法類院校,法商融合教育都不應成為法學與商學雙學位,因此法商融合教育的開展不能由法學院或商學院單方面來主導。法商融合教育的重點在于實現法學與商學知識、技能的互通、協調,從而培養出符合企業需求的復合型高級法務人才。因此,法商融合教育在觀念上必須要打破學科壁壘和局限,走學科交叉、融合、互補的道路。

  最后,在法商融合教育的具體操作上,為避免出現顧此失彼,甚至是各學院之間的利益之爭,法商融合教育的培養方案、課程設計等重要制度安排還有必要授權獨立第三方來完成。具體而言,就是要在學校而非學院層面設立跨學科的法商融合教育指導委員會,由其負責法商融合教育的整體架構。為強化法商融合教育的實踐面向,還有必要注意吸收企業界的高級法務人才進入法商融合教育指導委員會,為法商融合教育的發展出謀劃策。

  三、法商融合型高級法務人才的思維特征

  法商融合教育不僅僅是法律與商科知識與技能的簡單疊加,更需要的是法商融合思維的養成。我們認為,法商融合型的高級法務人才需要具備如下思維特征。

  1.底線思維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所謂底線是指我們在社會生活中不能逾越的界限,也就是做人、做事最起碼的標準。法律既是社會的最低道德標準,也是人們最基本的行為規范。因此,法律應當成為企業日常經營的底線。企業的任何行為都必須在法律框架內,不能踩線、越界。事實上,許多企業因為越過法律底線而給自身和社會帶來重大損害的事實也不斷告誡我們,要想基業長青,企業的經營活動必須要在法律限度內進行。因此法商融合教育應當養成底線思維,注意發現法律“雷區”,以免觸法。

  2.預防思維

  與公檢法等擔負糾紛解決職責的用人單位不同,現代企業所需要的法務人才不僅關注法律糾紛的解決,更關注糾紛的預防和化解。換言之,企業更需要的是能夠及時對日常經營中所蘊含的風險作出預警并提出化解對策的高級法務人才,而不是單純的“救火員”。因此,為扭轉當前法律碩士培養中僅面向“公檢法”的“裁判中心”之單向思維模式,樹立面向現代企業需求的觀念,我們有必要在法商融合教育中引入預防法學思維,注意培養學生的法律風險評估與預防能力。

  3.跨界思維

  長期以來,我國的學科壁壘現象比較嚴重。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目前國內對企業法律風險的研究恰恰缺乏的就是在法學和管理學結合部上的跨學科整合研究[10]。因此,我們強調法商融合教育應當注意培養學生的跨界思維。這里所謂的跨界不僅包括對法學內部學科界限的跨越,也包括對法學與商學界限的跨越。就法學內部而言,我們應當注意實體法之間、實體法與程序法、公法與私法之間的跨越。比如,我們在講授合同法時就必須注意刑法(合同詐騙罪等經濟犯罪)與程序法(證據制度)的銜接,以便讓學生形成整體的思考能力。就法學與商學的融合而言,我們強調的是,不能將法學與商學知識單獨講授,而要真正形成法律知識和商科知識的有機結合,從而養成多角度思考的能力。比如,在講授《商標法》時就應當與市場營銷學中的“品牌”問題進行一體化思考。又如,在講授《產品質量法》中關于產品包裝問題時,則可以與商品學中的“包裝”問題一并進行思考。

  4.創新思維

  一直以來我們都將法律人視為保守派,認為法律天然有滯后性,缺乏創新性。但這其實是對法律的誤解。事實上,法律不僅僅是企業發展的底線,同時也是企業經營活動中可以利用、并能為企業帶來效益的調節變量。正如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勒所言,法律如同其他社會制度一樣,其實都是社會組織的工具[11]。特別是在金融、信托、投資、并購、上市等領域的法律服務中,我們不僅需要在合規的前提下控制法律風險,而且更需要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或法律滯后于商事實踐的情況下,運用創新思維,設計出妥當的具體方案。這就勢必要求法商融合教育不僅要傳授法學與商學的知識和技能,而且還要培養靈活應用現行法的創新能力,使學生能圍繞企業的發展目標,為其經營活動提供創造性的解決方案。

  5.協同思維

  企業市場競爭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紛繁復雜,既有合同法律風險、知識產權法律風險、侵權法律風險,也有刑事法律風險、稅務籌劃法律風險、股權糾紛法律風險、勞動關系法律風險等。很明顯,面對成因復雜的法律風險,如何全面預測風險,并設計出有效的防范措施和應對方案已經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了。事實上,當前的很多訴訟和非訴業務已經超越了單打獨斗的模式。我們發現,很多重大法律業務其實都是由一個法律人團隊來共同執行的,甚至還會涉及到跨國的交流與協作。因此養成團隊協作思維,善于圍繞企業發展的目標進行溝通協作就變得非常重要。

  四、法商融合背景下法律碩士教學方法的改革

  哈佛大學歷史上最偉大的校長艾略特曾指出:法律教育需要實際解決的問題并非是教什么,而是如何教[12]。對于法律碩士教育而言,要實現法商的有機融合,也必須高度關注教學方法的改革。

  1.面向企業需求,全面開展實踐性教學

  “法律是一門藝術,在一個人能夠獲得對它的認識之前,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13]但我國傳統的法科教育卻過分偏重于理論學習,忽視了實踐能力的培養。近年來,我國的一些法律院校開始通過案例教學、模擬法庭、組織學生到法院旁聽庭審、開設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建立法學教育實踐基地等方式積極推進法律實踐教學活動的開展。我國的法學教育的理念也開始從傳統法學教育遵循的“法條—法理—法哲學”的教學程序向“法條—法理—法實踐”的教學程序進行轉變[14]。

  毋庸置疑,對于“法商融合”教育而言,實踐性教學亦是其發展的生命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法商融合”教育下的實踐性教學卻與我們現在開展的實踐性教學模式具有較大的差異。不難發現,當前我們進行的案例教學、模擬法庭、法律診所等實踐方式的一個共性就是“裁判面向”,即圍繞如何就現實糾紛進行妥當裁判為中心進行實踐訓練。以模擬法庭為例,在目前的模擬法庭教學模式中,學生扮演的主要是法官、公訴人、辯護人、被告人、法警等角色。這樣的實踐教學其實是面向法院的訴訟實踐教學。但法商融合教育所面向的是市場經濟,尤其是現代企業的需求。對于企業而言,其需要的主要不是如何去裁判現有糾紛,而是能在日常經營活動中發現隱含的法律風險,預防糾紛發生、高效化解糾紛的高級法務人才。因此,我們應當圍繞現代企業的需求,改革現有的實踐性教學方式。以案例教學為例,目前案例教學中主要運用的是訴訟案例,這顯然無法涵蓋企業法務的基本需求。所以法商融合下的案例教學應當從訴訟案例向經營案例擴展。再以模擬法庭為例,由于其無法避免裁判中心主義的束縛,因此有必要在此之外,開展模擬商業管理情景的教學,通過學生扮演商業管理者,如扮演股東、經理、員工等角色,培養學生在商業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法律風險意識,讓學生逐漸熟悉商業管理中的法律咨詢、建議、決策的程序,學會評估訴訟與非訴訟處理方式對商業運營的影響[15]。

  2.引入“雙導師制”,強化法商融合教學

  對于法商融合教育而言,理想的教師隊伍應當是既通曉法學與商學理論,又熟悉企業法律實務的法律人。然而,我國當前法學院的師資絕大多數是從校門到校門,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缺乏實踐經驗,同時教師大都受傳統研究型法學教育的影響,嚴重缺乏商學的交叉知識和技能,難以或根本不能開展面向企業需求的法商融合教學。正如有論者所言,在我國至今尚無制度化的為培養企業法務人才而專門開設的成熟的企業法務課程群,同時也缺乏培養高級企業法務人才所需要的高素質、雙師型教師,致使法科學生對股權投資、企業并購、合同履約管理、協議簽訂評審等基本企業經營和管理等工作內容不具備基礎理論知識和實訓實戰經驗[16]。為避免當前法學教育師資方面的缺陷,有必要通過“雙導師制”與律所、企業進行合作,建立借力企業參與人才培養的機制。所謂的雙導師制是指在法商融合的教育培養過程中,實行為每位研究生配備一名校內導師和一名校外實務導師。

  事實上,早在2011年,第三屆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趙大程同志就曾要求各法律碩士培養單位推動建立院校與實務部門密切聯系與合作的辦學模式或聯合培養機制。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考慮到法商融合教育的實際,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吸收企業的高級法務人才和優秀律師進入法商融合教育的導師隊伍,通過校企聯合辦學等方式彌補實務型導師隊伍的不足,助推法商融合教育的順利開展。當然,聘請法務人員、律師參與法商融合教育需要解決好其兼職期間的激勵問題。對此,可以通過提供經濟補貼、設立榮譽獎勵、免除律師繼續教育義務、優先遴選法官、檢察官等措施進行激勵。

  3.開展法律e化教育,促進教學資源共享

  無論是面向企業的實踐性教學,抑或是“雙導師制”,其實都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為基礎。但近年來,我國法學院全國普遍開花的結果已經使得法學院的資源過于分散,出現了“碎片化”的現象,導致法學院大都是“中小企業”,無法開展標準化的法商融合教育。而且,目前我國高校法學實踐教學資源相當匱乏,無法滿足全部法科學生對實踐教學日益增長的需求。此外,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當前的法律實踐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還都是在走過場,很多被學校選派去律師事務所實習的學生所從事的大多是一些事務性的工作,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實踐指導,無法積累真正的實務經驗。因此,如何在師資、經費有限的前提下,大力促進法商融合教育就成為了一項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構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的有效機制,逐步縮小區域、城鄉、校際差距。”就法商融合教育而言,我們可以看到,法律e化教育的推行可以改變授課的時空壁壘,打破地域上的限制,讓各自為陣的“有墻法學院”轉變為相互開放的“無墻法學院”,從而有效克服傳統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最終讓我們的每一個學生都能平等和自由地利用全國的優質法學教育資源,真正實現教師、圖書等資源的共享。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法律e化教育下的虛擬仿真法律實踐平臺還可以為大規模的法律實踐訓練提供支持。以英國開發的Ardcalloch虛擬仿真專業學習平臺為例,其運作模式與現實的法律實踐高度吻合,不僅可以容納大量的學生自主參與實踐,扮演律師、檢察官、法官等角色進行仿真訓練,而且還可以獲得指導教師的實時指導和反饋,積累有效的實務經驗,對于實現全方位的法學實踐教學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外,開展法律e化教育,還有助于學生養成法律信息檢索和分析的能力。應當說,面對企業的很多非訴業務,在浩如煙海的法律、案例與信息中進行有效的檢索,并針對特定制度環境中的交易做出法律分析其實也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技能要求[17]。

  更為重要的是,法律e化教育平臺不僅可以實現國內法學教育資源的共享,而且能夠大大拉近我國法學教育與發達國家的距離。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和國家“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逐年增多,但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法律問題,這也給我們的法學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雖然法學教育應當國際化的認識已經提出很多年了,但由于法學教育的國際化對學生、教師的要求很高,成本也很高,因此目前我國法學教育的國際化程度仍然不高[18]。而基于信息通信技術的法律e化教育則恰好可以成為降低法學教育國際化成本的一條便捷路徑。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海倫娜教授曾指出,信息通信技術手段的進步已經能夠實現在線實時的學習,這樣就可以使學生即使不出國門,也可以便捷地享受到與出國留學同樣的教育[19]。的確,法律e化教育所提倡的“無墻法學院”不僅可以實現國內教育資源的互通,而且還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在世界范圍內實現優質法學教育資源的共享,進而成為加快我國法學教育國際化程度的有力推手。對于法商融合教育而言,也應該考慮利用法律e化教育的便捷平臺有效提升其國際化的程度。

  五、結語:從法商融合到法律碩士教育的多元化

  法學教育應當主動回應法律職業和法律人才市場的要求[20]。“法”無“商”不興,“商”無“法”不穩。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和法治國家戰略的全面實施,現代企業對高級法務人才的需求會日益增加。然而,我國傳統的法學教育一直以培養未來法官、檢察官和訴訟律師為主要目標,缺乏對現代企業需求的高度關注,從而制約了“具有全方位工作能力的法律人”培養目標的實現。

  事實上,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律職業需求已經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這就要求各培養單位務必按照法律職業發展的現實需求去設計并及時調整培養方案[21]。從社會需求來看,既然法律可以和商業進行融合,那么法律與醫學、法律與工程、法律與科技等的融合也是極為自然的。因而,作為職業教育的法律碩士教育就需要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即根據社會的需要設立醫事法、工程法、知識產權法、科技法等不同的培養方向。2016年恰逢法律碩士教育制度創立二十周年,我們希望本文提出的法商融合教育理念不僅可以促進法商融合教育的開展,從而解決法科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還能拓寬和提升法學教育的視野,進而為我國法律碩士教育的多元化發展供一個新的思路。應當看到,既然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多樣化的,那么作為職業教育的法學教育,尤其是法律碩士教育為什么就不能走多元化的發展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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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ㄟx自《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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