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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類專業研究生學位論文中如何提出“政策建議”

2016年05月10日    閱讀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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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淑江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社會科學研究(不包括人文學科)的目的在于對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現象作出科學的解釋,揭示形形色色社會現象背后的邏輯,探尋社會或者社會的某個子系統的發展、運作規律,尋求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就學術目的和學術價值而言,社會科學類專業的研究生學位論文(以下簡稱“學位論文”)也是如此。但是,具體到每一篇學位論文,是否必須有政策建議的內容?應該提出什么樣的政策建議?如何提出政策建議?這是在學位論文的指導、評閱、答辯中經常遇到的問題。

  一、學位論文中未必一定要有“政策建議”部分

  學位論文中是否一定要有“政策建議”?這是導師之間分歧較大的問題,也是容易導致研究生和教師沖突的問題。有的學位論文沒有政策建議,或者政策建議部分文字較少,常常受到評閱人和答辯委員的批評,獲得的評價較低;研究生對此常常有不同的看法,不認同教師的評價。是否有“政策建議”、政策建議是否可行,被多數高校列為學位論文質量的評判標準之一;這可能過于絕對了,需要澄清、糾正。學位論文中未必一定要有政策建議。

  雖然“經世濟民”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但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直接目的在于揭示社會規律。社會科學研究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A研究注重某一領域或某一方面的基本理論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技術的探討,進行抽象的理論、方法和技術的研究。應用研究立足于理論的實際應用,著眼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A研究是否一定有對應的解決實際問題的對策,要根據研究的問題和研究結論而定。有的基礎研究可能直接與具體的社會問題相聯系,研究結論具有直接的政策意蘊,而有的研究成果則沒有直接的現實政策含義。有的研究工作只是對前人的研究結論提出了新的證據或者證明,而這些研究結論的政策建議已經被別人提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學位論文中提不出新的政策建議,仍是合乎要求的,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例如,不平等度量的技術和方法是極其重要的,如果論文改進或者提出了新的度量指標并證明了其良好的特性,甚至證明了前人提出的度量指標的新特性,都是重要的理論成果,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方法價值。但是,這一成果未必具有直接的政策價值。這類成果要應用于政策研究、產生政策含義,需要再作進一步的具體研究,那是另外一項研究的內容了。這類學位論文沒有政策建議,并不是論文的短處。學位論文是否要有政策建議,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籠統地一概而論,不能不加區分地去批評學位論文缺少政策建議這一部分。

  對于應用研究和能夠提出政策建議的基礎研究來說,“政策建議”是學位論文的重要組成內容。充分挖掘研究結論隱含的政策含義,不僅能提供解決實際問題的思路和方案,還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把一個籠統、寬泛的建議具體化,提出詳細可行的實施步驟,可能需要更為縝密的理論和因果關系作為支持。政策建議的深入開掘,有利于認清已經完成的理論研究的局限性。有時在開掘政策建議的過程中,研究者才會發現所作的理論研究還可以繼續深化、細化,才能明確深化理論研究的方向。

  除了學術目的和學術價值外,學位論文還具有教育價值和功能,完成“政策建議”部分的研究,是訓練研究生解決社會問題能力的重要環節。很多著名學者都很重視學位論文的“政策建議”這一環節。林毅夫教授在評論他自己指導的一篇博士學位論文時指出:盡管這是一篇不錯的博士學位論文,實證研究做得很扎實,但是論文的“政策含義挖掘得不夠充分”[1]。這說明林毅夫教授很重視博士學位論文中的“政策建議”部分。學位論文的主體部分是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但是,對于可以提出政策建議的學位論文,政策建議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政策建議”是論文研究結論的直接應用和邏輯延伸

  “政策建議”就是根據學位論文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所獲得的結論,提出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對策。這種對策是論文研究結論的自然的、直接的引申,是理論研究結論應用于具體問題時所推斷出的結果,在邏輯上與論文的理論研究結論是一脈相承的。必須依據學位論文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結論提出政策建議。

  有的研究生還沒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時,就把政策建議想好了,在論文開題報告中,提出了數條乃至近二十條政策建議。還沒有對問題進行研究,何來解決問題的建議?這顯然違背了學術研究應有的邏輯。也有個別的導師頭腦中已經有了自己的政策主張,希望自己的研究生做論文進行論證。不論這個主張是否合理、是否正確,學生已經先入為主認定這個政策建議是正確的,然后去展開論文的研究工作,這實際上扭曲了學術研究。

  我們經常發現學位論文政策建議環節中邏輯推理出現問題,很多研究生脫離了自己的研究結果去尋找政策建議,政策建議與理論研究相脫節,整篇學位論文不能保持邏輯一致性。舉個常見的例子。經濟學研究中,一般的假設是“人是理性的”,幾乎所有的借助經濟學分析方法所進行的社會科學研究,都以此假設為基本前提。“理性人假設”把人的理性都看成是等同的、不變的。這類研究中,省略了對人的內心世界的考察,沒有去考察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因素[2]?;?ldquo;理性人假設”的研究,把人的“偏好”視為是穩定不變的,把人的行為視為理性選擇的結果,人的行為的差異、變化是由外部約束條件的差異、變化所致。這類研究所能提出的政策建議的范圍,僅限于改變制度、物質、技術等約束條件,得不出改變人的主觀認識、思想認識和道德水平方面的建議。但是,有的研究生利用經濟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卻提出了要“改變人的觀念”、“提高思想認識”之類的對策。也許有些建議可能是正確、可行的,但在邏輯上,從論文的研究結論無法引申出這一建議,就不應出現在論文中。

  學位論文必須立足于研究中所發現的規律,依據論文確立的因果關系,去尋找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與對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都能得出確鑿的因果關系結論,都真正確認了規律的存在。社會科學研究有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也有解釋性研究[3];可用定量方法,也可以用定性方法。定量研究有因果關系研究,也有相關關系研究,對應的結論分別是因果關系和相關關系。相關關系研究并沒有確認因果關系存在。探索性研究只是對社會現象背后的規律進行了初步探索,并沒有取得對規律的準確認識。案例分析不能做因果關系檢驗的手段,僅憑案例分析得不出肯定的因果關系結論。所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技術,得出結論的類型不同,相應的政策建議的類型、建議的肯定性程度就不同。學位論文中要對此加以區分,作出準確說明。例如,依據探索性研究的結論,所提出的僅僅是“可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些辦法也可能是不合適的,必須詳細說明論文所給出的僅僅是“可能的”、“潛在的”解決問題的對策。

  三、對論文中“政策建議”部分的認識偏差

  只有對學位論文的“政策建議”部分有準確的認識,對政策建議研究有科學的態度,才能做好“政策建議”研究。研究生對學位論文中政策建議的態度和認識有兩種極端情況,需要導師在指導中去糾正。

  一種極端情況是部分研究生輕視“政策建議”部分,認為政策建議是學位論文中可有可無的部分,把政策建議視為論文主體內容的點綴,甚至認為提出政策建議不是學術研究者的責任。這其中有些是理論研究、實證研究功底很扎實的研究生,學位論文主體部分的研究質量較高,研究結論是正確、可靠的,具備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議的基礎條件。但是,由于這些研究生的思想認識有偏差,僅僅滿足于得出理論結論,沒有在開掘政策建議方面下功夫,沒有仔細推敲政策建議的邏輯,未經過嚴密的推理,就輕率地寫出了政策建議,破壞了論文的科學性、嚴謹性和內在邏輯一致性,使論文的整體質量下降。

  部分學位論文由于沒有很好地開掘出政策建議,或者提出的政策建議缺乏新意和針對性,常常遭到評閱和答辯教師的批評。有些教師對定量研究方法不了解,往往直接去看論文的政策建議部分。由于看不到新穎、可行的政策建議,他們就會認為這些理論研究沒有意義,認為這些復雜的定量研究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因而對論文的評價較低,甚至從根本上否定了研究生的理論研究成果。從教師方面來說,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這樣的做法也不妥當;但是,其中也有研究生自身的原因,由于政策建議研究部分沒做好,造成了教師對研究成果的誤解。大多數教師和讀者,甚至是同一專業領域的研究者,都很關注研究結論的政策含義,看不到新穎、合理、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很容易導致對研究成果的誤解。

  第二種極端情況是部分研究生過于重視政策建議,認為提出“如何改革”、“如何發展”的思路、想法就是論文的全部內容,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寫出政策建議。這類研究生學位論文的“政策建議”部分篇幅很大,甚至超過論文的三分之一,這是另一種錯誤認識。這種情況在在職攻讀學位的博士生的學位論文和同等學力人員在職申請碩士學位的論文中更常見。

  由于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研究范式、學術制度、學術規范正在轉型和完善的過程之中,許多社會科學研究方面的學術刊物所登載的論文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論文,這些論文僅僅表達了作者對某一方面社會改革的一些設想、看法。對這些設想、建議的理論依據,作者在論文中并沒有進行深入探討,甚至很多建議和看法并沒有理論依據。許多學術刊物也是政府部門的機關刊物,經常發表一些領導人的講話或者政論文章。研究生讀了這些刊物上的文章會產生誤會,認為這樣的文章就是學術研究論文;寫作這類文章,談談“應該如何改革”的想法,就是學術研究;發表了這類文章就是發表了學術成果。很多高校都要求或者鼓勵研究生在校期間發表論文,但是并沒有對什么樣的文章才是“學術論文”進行界定,往往把發表在這類刊物上的文章統統作為論文,據此對研究生進行獎勵。很多研究生不去認真學習如何做研究,而是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寫作、發表這類政策建議文章上。寫學位論文時,研究生還是采取這種方式和態度,把提出政策建議這一環節作為學位論文的全部或者主要研究工作,把研究過程等同于提出政策建議。導師必須及時進行指導和糾正,讓研究生明白這是誤解了“政策建議”和學位論文研究。

  四、熟練掌握現代政策分析方法和技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生必須熟練掌握現代政策分析方法和技術。部分學位論文專門進行政策分析研究,對已經或者正在實施的政策的實際效果進行評判,尋找政策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然后,提出改革、完善政策的建議。研究生要完成這類以政策分析作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必須掌握現代政策分析方法和技術。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研究加速吸收現代數學研究和計算機技術研究成果,通過數學家、社會科學家的合作努力,開掘出了很多有力的定量研究方法。這些方法和技術中,有的專門用于“反事實問題”中的因果關系分析。最近三十多年來,這些技術和方法逐步被提煉、加工、完善,已經非常成熟,應用起來很方便。這些技術和方法的運用,使政策評估結果的精確程度、可靠程度大大提高。政策效果評估中都涉及到“反事實問題”這一難題,現代因果關系分析方法巧妙地克服了這一難題[4]。然而,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對這些新方法、新技術的反應較遲鈍。盡管許多社會科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方案中都有專門的政策分析課程;但遺憾的是很多政策分析課程教師對這些已經非常成熟的政策分析方法充耳不聞,不主動去學習、吸收、運用,繼續局限于思辨性的研究,習慣于通過“拍腦袋”的方法去評估政策的實施效果。個別導師甚至對這些自己完全不懂的方法和技術,在課程教學中進行錯誤的評價,故意引導研究生不去學習這些新方法、新技術。由于沒有掌握分析方法和技術,很多研究生僅是憑著自己的主觀想象,對已經實施過的和正在實施的政策的效果進行評估,找出“存在的問題”。這些“政策分析”,很多觀點看上去很新穎,但是未必符合實際情況。這樣的政策分析研究是違背科學原則的,根據這些不靠譜的政策評價,所提出的政策改革建議也是荒唐的。

  很多學者和研究生強調,自己的研究中使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方法,只做定性研究。這些說法反映出部分研究者對定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方法認識的偏差。事實上,社會科學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是統一的、一致的,是相互補充的(不包括人文學科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但是,定性研究方法的可靠性、準確性受限制,尤其是在因果關系分析中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如果沒有深入領悟社會科學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原理,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定性研究方法。案例分析難以進行可靠的因果關系推斷[5],不懂得定量研究方法的人,難以理解這一點,也就不知道案例分析的功能和作用。政策效果分析是因果關系分析,但是很多人用案例分析方法推斷政策的效果。僅僅依靠案例分析所得出的政策分析結果,可能是有嚴重偏差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只要條件允許,導師就要盡力指導研究生學會定量研究方法,幫助研究生獲取可靠的數據,進行定量分析,對政策實施的效果作出全面、精確的判斷。

  五、立足于社會實際,實事求是地提出建議

  要提出正確的政策建議,必須準確詳細地把握社會實際情況。大多數研究生是沒有社會工作經歷的年輕人,缺乏對實際社會情況的直接感受,不熟悉實際情況。做政策建議部分研究時,導師要指導研究生再次查閱相關資料,熟悉有關部門、行業的實際狀況,甚至有必要再次進行有針對性的實際調查,真正做到對癥下藥。

  研究生提出政策建議要實事求是。學術研究工作不是“憤青”的牢騷,不要未進行科學的研究,就對現行政策進行盲目的批評、指責。政府正在實施的政策未必是完備的,未必方方面面都是科學的,要進行科學的分析和論證,政策研究切忌故意迎合個別政府部門、部分政府官員的需要和喜好,切忌盲目為現有的政策作牽強附會的注釋、辯解,更不要脫離實際情況高談闊論、唱政治高調。研究生要通過自己扎實的科學研究,作出客觀的判斷。

  “政策建議”的范圍很廣,可以是一個完整的方法或者方案,也可以是一個方案中某一方面或在某個步驟上的具體做法;可以是對已經有的方案提出更加具體的實施細則、實施步驟,明確各項措施的實施次序,還可以是對前人提出的建議的否定和質疑;可以是一項具體的社會發展目標的設置,也可以是確立實現某個目標的條件和時間。提出政策建議要有“不以善小而不為”的作風和態度,政策措施中看起來很細小的差異,其實施后的后果可能差異很大,細小的政策建議并不是作用微小。所以,要重視細節方面的建議,建議內容要盡力細膩、具體,不貪大求全。在學位論文中,政策建議部分所占篇幅不會很大,有時一兩段文字,甚至只有幾句話就可以把建議說清楚。

  另外,任何具體的政策建議都是以一定的價值取向為前提的,在政策建議研究中,研究生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

  參考文獻

  [1] 林毅夫.本體與常無:經濟學方法論對話[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82.

  [2] LAZEAR E P,GIBBS M. Personnel economics in practice[M].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2009:x-xi.

  [3] 風笑天.社會研究方法[M]. 4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58-62.

  [4] MORGAN S,WINSHIP C. Counterfactuals and causal inference:method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research[M].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5] 弗里曼. 統計模型:理論和實踐[M]. 2版. 吳喜之,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1.

 ?。ㄟx自《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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